如果大家都按照法律或者明文规定去做，那要省多少事啊，我们再也不用揣摩领导意图，再也不用担心法律是否公平，再也不用因琢磨歪主意而使自己面临内心的拷问。

在机关体系里，“活动、活动”、“活动一下”，使用频率极高，仕途不息，“活动”不止。因其在政治利益分配体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，乃至其所带有的鲜明的中国文化的气息，“活动”一词当之无愧地荣膺机关关键词第一名。 “走动、走动”、“跑一跑”、“找一找”，等等，不一而足，但都同宗同源，意味相当。

机关“活动”之所以频繁，直接的原因是个人或者组织有利益需求，而这种需求却是明文规定所无法保障的。无所求，便无所 “活动”；有所求，则必然 “活动”。无论“活动”这台电脑装扮得如何温情脉脉，“界面”如何友好，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利益的U盘在读取内存、闪烁光亮。

位置闪出来了，机会有了，资历也差不多，能力也在伯仲之间，自己想要“进步一下”、“上一个台阶”，这时候会想到“活动”；想从一个相对寡淡的位置调到一个“肥缺儿”上去，或者出于其他原因想要调动工作岗位、调换工作地点，需要“动一动”，这时候也会想到“活动”；申请一个项目或者一笔资金时，也得“活动”，所谓 “跑部（步）钱（前）进”，到部委机关跑几趟，疏通关系，争取支持，达至目的。如此等等，哪宗哪件与利益诉求无关？

无论组织还是个人，活动都有“进攻”与“防卫”之分。所谓“进攻”型的活动，是主动活动，就是要获得额外利益，从众多的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。有时候条件明明不如别人，但我就是要通过“活动”办成别人办不了的事，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位置。而所谓防卫型的“活动”，是被动型的“活动”，比如，在面临被曝光、被批评、被处分的紧急时刻，为了避免制裁、减少损失，四处活动，找门子、托关系，摆平事情。还有一种“被动”型的 “活动”，我们对它的情感会比较复杂。比如，怕自己应得的利益被别人拿走，别人都活动，我不活动，就可能好事没我的份儿；明明理在我这里，可是怕公平被他人“活动”掉，就被迫也去找人，以便求得一个公道。

为了获得额外利益或者逃避制裁的活动，比较明显地会受到我们的批判。但对于那些出于保护自己利益而被迫的活动，我们似乎应该给予文化上的理解和同情。想想看，一个对自身利益不敏感的人，还指望别人对你的事情敏感吗？两种情况，一是领导知道这次机会可以给你，但如果你不活动，领导也许会想，这个事情对你不重要，或者给了你也会觉得理所当然，“上边”可能就不会给你；二是在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，或者“给谁都是给”的情况下，如果仅仅因为“不认识”、“不了解”、“不熟”等因素而失去机会，也只能算是“活该”。

中国最挠头的国情是“没有好办的事，没有办不成的事”。怎么不好办呢？因为需要活动；怎么能办成呢？还是需要活动。因此，所谓“活动”，“动”的是脑，“活”的是关系；“动”的是腿，“活”的是感情；“动”的是财力，“活”的是利益。通过活动所展现出来的积极主动的姿态，也许真的可以决定事情的结果。   

“活动”的本质是对利益的争取，手段是对规则的争夺，最大害处是对“明文”规定的“暗自”侵犯。既然大家都不太把制度当回事，那么，在制度之外的“可大可小”“可有可无”“可你可我”“可上可下”，就为在一定条件下的“给与不给”“给你给他”“给多给少”提供了可能。“活动”长盛不衰再一次揭示了这样的现实：官员们最大的权力还不是依法办事、按规矩办事，而是因自由裁量而形成的分配权与伤害权。

对于那些已经活动累了的人，或者硬着头皮去活动的人，最大的福音恐怕在于建设简单和谐的社会关系以及政治文明。如果大家都按照法律或者明文规定去做，那要省多少事啊，我们再也不用揣摩领导意图，再也不用担心法律是否公平，再也不用因琢磨歪主意而使自己面临内心的拷问。但这样的美好，也许真的遥远，因为在“活动”的大戏当中，“我们每个人都好像陷入一个巨大的错误之中，而这个错误却又是你我都参与着的”。当你不去“活动”而内心感受到压力的时候，当你相信自己不去“活动”而别人可能仍在“活动”的时候，当你无法安静地等待一个公平结果的时候，“活动”将不会退场。

而我们的内心，又究竟愿意仰望怎样的天空？

责任编辑：赵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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